而后才能知道推论《京易》兼讲革命、素王，并不是附会之辞。
孔教会在提出国教提案时，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⑨] 《康有为全集》，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十卷，第83页。
康有为师弟尽管在维新伊始就确立了宪政取向的改革目标，但却对于源远流长的伦理政治模式与宪政制度之间的原则差异缺乏明确地认识，而袁世凯、张勋等人则是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过宪政民主理念，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不过是他们要实现自身权力合法化的手段。[26]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9页。1913年和1916年两次提案均被否决。首先，作为今文学最后的大师，康有为从公羊学的立场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立一个内容广博的儒学思想体系，以便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支持。伦理政治模式是诱人的，对于浸沁在内圣外王的相关经典并在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家族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古代士人尤其如此。
[17]这里开始就说孔学与自由平等并不相矛盾，所强调者则是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等级制主张，似乎是孔子的这些思想与自由平等不矛盾，这无疑表明袁氏尊孔的政治意图，袁氏以忠、孝、节、义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将忠置于首位，也显示了同样的用意。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说的孔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康有为也是近代中国最早意识到西方的富强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人，所以，戊戌变法的矛头伊始便明确无误地对准了君主专制制度。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孔教会资料》，第39—40页。陈焕章又列举美国宗教影响社会政治的情形说：美国虽无国教，而国家所行之典礼，如总统上任和国会开会等事，皆用耶稣教之仪式，未闻其用别教也。因此，不论在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梦中，还是在康有为国教化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26]萧先生的这些评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持平之论。
战国以后的儒家为了在君主专制体系中存活下去，不得不做出相当的调整，董仲舒意识到失去制度约束的君主专权的危险，想借助于天命的权威来约束君主，屈君以伸天，为此，他不得不重新安排君与民的关系，屈民以伸君，这与《尚书》中民的政治地位显然不同，《尚书》以天为至上主宰，但天意是完全通过民心来开显自身的，所谓天听自我民听、 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论断表明，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设，它完全依靠民意来表达自身，民实际上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民等同于天。因此，人们的精神在基督教面前从来没有自由活动的余地[15]。
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既奉孔教为国教，又允许人民有信仰道教、佛教与伊斯兰等各种宗教的自由，完全不妨碍信仰自由，康有为本人在《中华救国论》[⑦]也有这样的论说，他依据的同样是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教模式。[④] 参干春松：《制度儒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康氏发挥公羊学重新诠释儒学以及使儒学宗教化的企图，最初都是为了要使得儒学和专制政治切割开来，使得儒学在君主专制政体垮台后得以继续存续下去，作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28]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页。
为此，他同时发动了一个将儒家宗教化的孔教运动，他说：遍考遗经，大书特书发明大同之道者，惟《礼运》一篇。昔犹孔自孔，耶自耶，耦俱而无猜，无端而划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⑧]。修其教，齐其政者，即确定国教之谓也。……若其历任总统，皆耶稣教徒，而民间普通之礼俗，皆以耶稣教为主，盖不必言矣。
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是一个全面改造中国社会使之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也是近代以来最初的儒学复兴方案，它对于儒学复兴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包括儒学义理的重新诠释和儒家社会存在形态的重构两个方面，前一方面表现为他的今文经学体系，后一方面便是儒学的宗教化。以耶稣之降生纪年，未闻其用其他教主之纪元也。
袁氏心目中孔学与自由、平等的关系究竟为何，是一个颇坎值得玩味的问题。美国开国者们从英国的残酷宗教迫害下死里逃生来到美洲大陆，深知信仰自由之可贵，他们最初的宪法上写下的不是保障国教地位的文字，而是保证信仰自由的神圣条款。
对于那些直到今天依然执着于儒教国教论，依然要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人，康有为国教运动的结局殷鉴不远。[⑦]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因此，受到该传统影响的社会如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暴力犯罪率和家庭破裂情况都非常低，令人羡慕。对任何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你都必须从确定生活答案的世界立场的角度进行考察。在《外人》（Outliers）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深深扎根于韩国文化内部的尊重上司的儒家观念正是导致韩国航空在1988-1998年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安全记录的罪魁祸首。21世纪的人们的民主意识更强，甚至阿拉伯之春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们希望获得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不想依靠上面的恩赐。
出现了民众在街上排队向银行出售黄金的壮观景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陷入了困境。《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书的合作者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韩在凤（Hahm Chai-bong）同意儒家在激发韩国人围绕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建设性作用。
我看到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不是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而是全球化的社会，人们到处流动，大部分人用不同的方式赚钱。我们把这种行为与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进行对比，他们只是简单地指责政客和他人。
儒家强调和谐和家庭的重要性，如果使用杜维明的说法，家庭是人类生存和繁荣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约翰·保尔 著 吴万伟 译孔子去世2500多年后，儒家在当今韩国还有影响力吗？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教导曾经对韩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儒家的仁道观有助于文明和宗教间进行对话。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学者，二人的头像如今出现在韩国1000元和5000元的钞票上。韩在凤也承认儒家哲学的局限性，注意到儒家的严格要求常常与民众道德薄弱的现实格格不入。杜维明说儒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全面的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人文精神，也是所有轴心时代文明即希腊哲学、犹太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中学习做人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理性方式。
我认为儒家或者任何社群主义传统秩序价值体系能扮演的就是抗衡角色，缓和社会可能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韩在凤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危机来袭时，我们就要求韩国人献出黄金。
进入专题： 儒家 韩国 。这种现象在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当代许多社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但儒家也遭遇很多批评，批评家们谴责儒家的女性观和对等级差异体系的强化等。杜维明说这个关键的价值观让它和比如金科玉律之类西方伦理观念区别开来。
从技术上说，儒家将责任沿着社会阶梯上移或下移，但更多地遭到违反，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得到尊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更高。这正是我们应该感到担忧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人的私人生活到底如何。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通常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的混合体的领袖阶级能够动员包括劳工和市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来应对国家危机。
到了1500年代，宋朝理学开始成为这个王国的主导性思想和社会规范，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退溪（Yi Hwang）和李栗谷（Yi I）的影响。韩在凤说因为儒家的标准太高，人们有时候就想逃避或绕开它。
韩在凤补充说，这不仅是道德标准过高也是和其他社会区别开来的东西。韩在凤说儒家对当权者和有权威的人提出了很多要求。
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的公共利益价值观和艰苦工作不考虑利益回报的观点促成了韩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兴。如果不用儒家，你真的无法解释，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来自国民同舟共济的意识。